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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浏览数: 发布时间:2022-10-28 13:15:04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4-0159-02

    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2004年发起,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召开一次年会。2008年第五届年会由湖南科技大学主办,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协办,于4月4日至6日在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湘潭)举行,会议主题为湖南灾害史与社会经济发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史学工作者以及国家地震局、气象局、水利部8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收到论文54篇。

    第五届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会人员既有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灾害史的历史工作者和研究灾害文学的文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地震史、水利史、气象史、医卫史、地质史、血吸虫病防治史的专家)。两者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自然科学工作者重点研究灾(只指自然灾害即由于自然变异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不包括由于人为因素引发的同类现象或过程),人文科学工作者既研究灾,更侧重研究天灾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之一——荒,包括粮食减产或失收,田园毁损,造成饥饿或死亡,人民流离失所等,以及国家、社会、家庭、个体对于灾荒所作出的反应。人文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正好优势互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第二,既有对久远历史的探讨,也有对近期事件的研究,时间跨度非常大。上至上古《诗经》时代,下至2008年南方地区雨雪冰冻灾害,各个时段均有学者涉及。观今鉴古,探讨历史上的灾荒,为当前减灾防灾赈灾救灾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借鉴。

    第三,既有对全国性灾害的宏观研究,也有对某省某县某地区的局部性研究,空间跨度非常大。这次会议主题定为湖南灾害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因为会议在湖南召开,更主要的是因为湖南是灾害频发省份,尤其是洞庭湖地区,历史上十年九灾,非水即旱,近10年就发生了多次影响很大的灾害,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确诊6例),2008年的冰雪灾害等,其他中型、小型灾害不胜枚举,很值得深入研究。

    这次会议的成果非常丰富,仅就部分内容择要简述如下:

    隋唐时期,灾害的侵袭几乎没有间断,其次数的频繁和猛烈的程度,都要超过前代。冯利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认为,隋唐时期农业灾害预防思想深入人心,表现在重农积谷、兴修水利、农业气象灾害预防等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减灾思想进一步完善,农业活动中的减灾意识增强,唯物主义灾害观不断凸显,并且取得了实际成效。重农政策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救灾救荒思想体现出“以民为本”的色彩,突出实物赈济和灾后恢复。传统意义的减灾救荒思想对农业社会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是西北地区有文献记载以来干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农业生产受害最为严重的时期。王向辉、卜风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对陕西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的防旱水利技术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为了减轻旱灾带来的危害,陕西关中和陕北地区兴修和开发了许多水利工程。因受旱灾程度、地理环境、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两地在水利技术选择上却不尽相同。关中地区以发展井灌、引用地下水资源为主;而陕北地区则因地制宜,开发小型工程为先。两地水利工程的发展对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抗旱减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尹玲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另辟蹊径,研究明清时期川楚二省交界地由于地质灾害导致驿传变迁与改革。明嘉靖年间三峡新滩大滑坡导致航路受阻后,绝大多数公使官差因三峡水势凶险而改走陆路。使得这里的驿传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驿站设置分布与驿传形势已不能满足其驿传需要。由于巫山、巴东二县处于川、楚二省交界地,故彼此推托延迟,又因驿传制度是和当地百姓的赋役负担紧密联系起来的,因此出现派役失衡、役负繁重的现象。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驿传改革事件涉及从基层政区到高层政区的多级行政机构,也使从地方知县、知州到分守道、分巡道、驿传道乃至两省布政司及巡抚、巡按等均牵涉其中。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考察,分析论述了地质灾害导致局部地区的环境变迁,以及人们为适应环境变迁所做出的种种社会应对这一系列的因果关联的问题。

    王涌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侯琴(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考察了1662年、1668年和1679年震洪灾害链之间的关系。指出17世纪中叶,不到20年内,中国黄河、汉江、淮河、海河、长江接连出现特大洪水。除去气象暴雨和海洋水汽输送因素外,密集地震爆发也有重要影响。而且干旱枯水期结束,立即进入一个严寒、地震和洪水的密集共生重灾多灾期,今天应引起举国上下重视。

    仓储对于灾荒的赈济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仓储的性质及作用也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吴四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考证了义仓和社仓的起源和性质,认为义仓和社仓均起源于隋朝。以清代义仓演变为坐标,义仓和社仓经历三种不同关系,一是最初与社仓没有区别的义仓,二是方观承等所着力区别的义仓,但实质与社仓无根本不同;三是以陶澍丰备义仓为代表,以及同光时期兴起的积谷仓储。在这一时期,义仓和社仓有了实质性的区别。纵观义仓、社仓的发展历程,它有力地展示了民间仓储演变的艰难,以此颇能略窥传统民间仓储演变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管理主体的民间化;二是经营的独立化。周方高(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研究了唐宋义仓的管理制度和功能,认为唐宋义仓在继承隋代义仓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各自的时代特征。就义仓粮的征收原则而言,在唐朝主要为按亩征收,651至736年一度改为按户等纳粟;宋朝义仓粮则源于正税之外的另项输纳。在管理体系方面,由于机构建置的不同,唐宋两代差异较大,但管理均较严密。在功能方面,赈济是义仓设置的原始目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唐代首创义仓赈贷职能,在宋代发展成为赈粜的功能。

    岳宗福(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重点考察了我国传统农荒救济政策及其在近代的嬗变。在我国传统农业时代,围绕农荒救济问题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传统社会的农荒救济制度也随之开始向近代化演进。这种近代化嬗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荒救济由“官赈”向“义赈”的转变;二是农荒救济由消极救济向积极救济的转变;三是农荒救济向法制化的转变。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认为造成晚清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有四:第一,生态环境遭破坏。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滥垦滥伐在所难免,再加上外来势力经济侵略带来的破坏,使晚清时期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第二,吏治腐败。灾害发生后,许多官吏并不思尽力挽救,而是推卸敷衍,甚至坐视不问。第三,战争连绵不断,对灾荒的影响极大。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助长了灾情的蔓延。同时导致清政府用于治灾的经费被削减,直接削弱了国家的抗灾能力。第四,御灾物质条件不足。晚清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建立在这种经济水平之上的防灾设施自然是落后的、不健全的,难以应付各种天灾。因此,在晚清时期,人们在频繁而至的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

    晚清财政危机严重,捐纳大开已成清政府卖官鬻爵、饮鸩止渴的重要表现,因灾捐纳也成为中央及地方官府进行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认为:赈捐制度在晚清救灾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晚清赈捐开办异常频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清政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清赈捐加速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下移,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救灾财政压力,也使吏治愈加腐败。

    清末除了国家政权机构对灾荒采取一定措施之外,在立宪运动中出现的谘议局面对接踵而至的灾荒也必然有所关注。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研究了湖南谘议局与长沙抢米风潮的关系,认为清末湖南水灾频仍,粮食减产失收,粮商却将谷米外运弁利,造成粮价狂涨,社会恐慌。1909年秋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多次向当局告警,建议妥筹良策解决粮荒。当局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事后追究官绅的责任时,谘议局始终为士绅辩护而与清廷龃龉日深。清廷本来对谘议局就疑信参半,至此疑忌更甚,促使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倾向革命,充当了埋葬清王朝的掘墓副手。

    教会医疗事业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医疗事业。它既是传教事业,又是带有外来色彩和慈善性质的近代医疗事业。它不仅创办早,而且有较大的发展规模,在近代中国医疗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教会医疗事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影响。教会医疗事业能在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正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现实的产物。

    郝平(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通过对1933年阳曲县发生的水灾以及山西农民自强协会阳曲县水灾救济会对灾区的赈济进行分析,以当时的大时局为背景,分别按照救济会和当地人的视角来审视救灾的全过程。在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救济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政府分担了一部分责任,使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备战。在国家出现生存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管理机构无力救助受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分离一部分责任的办法,将民间力量推向前台,使救灾工作得以维系。尽管从空间范围和救济深入度来看,其所以起到的作用实际比较小,但作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小小尝试,其燎原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湖南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蔡凯平(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血吸虫病流行与防治的情况。长沙马王堆辛追的肝脏、直肠及乙状结肠组织中发现了大量日本血吸虫卵,表明血吸虫病在湖南流行已至少2 200年了。1898年美国人在常德开办广济医院,1905年收治1名病人,在粪便检查时发现血吸虫卵,确诊为我国最早报道的首例血吸虫病人,自后湖南陆续有血吸虫病病例报道。

    灾荒史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相信今后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会有更大的进展。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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