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

本文利用有关统计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认为，就我国当前情况看，无论是消费增长率还是投资增长率，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此外，本文对我国需求不足的成因也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投资消费率投资率

作者吴忠群，196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未来3—5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一个子课题的研究为基础加工而成，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刘迎秋的指导和帮助，该项目的其他成员齐建国、王延忠、张新泽、魏后凯、王献立、赵志耘也提出过许多指导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但本文的观点全由本人负责。

一、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与模型

目前，常用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有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有限期界模型、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与开发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此外，其他许多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也作出了贡献，例如卡尔多(NicholasKaldor)等人建立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丹尼森（EdwardF.Denison）等人建立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等等。

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于1939年发表的《论动态理论》一文，是经济增长理论创立的标志。在哈罗德看来，资本—产出比与资本和产量（国民收入）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K=v·Y(1)

式中，v代表资本—产出比,K和Y分别代表资本和产量。

根据等式（1），哈罗德推导出了下面这样一个基本方程：

ΔY/Y=s/v(2)

式中，ΔY、Y、s和v分别代表产量增量、产量、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

展开基本方程（2）后，哈罗德分析并得出了一系列的理论结论，其最基本的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稳定的增长路径，即所谓的“哈罗德不稳定原理”。

索洛(RobertM.Solow)在大体遵循哈罗德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增长模型与哈罗德增长模型在技术处理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前者认为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后者则假定劳动与资本不能相互替代。由于这种技术处理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结论上的不同。}，推导出了自己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sf(k)=k·+(n+g+δ)k(3)

式中，k=K/L为资本与劳动之比；

k·=dk/dt为每单位时间内k的增加量；f(k)＝y＝Y/L为每个劳动力的平均生产量，大致等于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s为储蓄率；n为人口增长率；g为技术进步率；δ为折旧率。根据这个模型，索洛得出了与哈罗德相反的结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n+g），而无论最初的资本—劳动比例如何。

与索洛模型大致同期出现的有有限期界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前者由拉姆齐(FrankRamsey)于1928年提出并建立，后经卡斯（DavidCass）和库普曼斯（TjallingKoopmans）于1965年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后者由戴蒙德（PeterDiamond）于1965年提出并建立。^{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有限期界模型的结论是：经济中存在着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经济一旦收敛于均衡点，就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索洛经济相同。有限期界模型和索洛模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惟一差别是：在有限期界模型中，资本存量高于黄金律资本存量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不可能的。^{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70—71页。}世代交叠模型的结论是：经济中存在平衡增长路径，且经济一旦收敛于均衡点就与索洛模型和有限期界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相同。世代交叠模型与有限期界模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主要差别是：有限期界模型中的均衡，最大化了代表性家庭的福利；而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个人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不同，因此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社会福利的合适方式。

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索洛模型进行了较大的修正。这方面的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研究与开发模型，另一类是人力资本模型。研究与开发模型的贡献是明确提出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知识的增长是产量随时间增加而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模型不仅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收入差别的原因，而且该模型表明，经济中存在平衡增长路径，一旦经济达到平衡点，经济就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的根本目标是揭示产量同资本存量、劳动、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关系，进而确定生产函数，之后再根据经济学法则求解生产函数，最后对这种函数关系进行理论解释。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具有普适性的说明现实经济增长的模型，特别是中长期增长预测模型。尤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而言，采取上述的复杂模型并不见得精确。在短期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都看作是外生给定的，从而着重考虑投资和消费这两个变量。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把多数在长期分析中具有扰动作用的因素，尽可能设定为外部给定，以便集中力量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消费和投资。

二、消费与经济增长

(一)消费的决定

本文中所使用的消费概念，如未加特殊说明，均指最终消费，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全社会的最终消费。

经济学界在收入如何决定消费的问题上分歧较多。主要的观点有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亚尼(Franco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R.Brumberg)等人的生命周期假说；杜森贝里（J.S.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说。尽管各种假说关于收入对消费的具体决定方式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承认收入对消费具有决定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消费并非由收入决定，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摩根（JamesN.Morgan）提出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的假说，他认为，不是收入决定了消费，而是消费决策影响了收入。^{厉以宁：《消费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84页。}从因果关系上看，应当承认，消费决策对收入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数量关系上看，则肯定是收入决定消费。因此假定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近似线性的关系，因此可以将二者的关系表达为下面的函数形式：

(二)消费率的合理区间

确定消费率的合理区间有许多种标准，比如，有人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确定合理的消费率，提出合理的消费率应该满足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满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要求。^{曾令华：《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9—23页。}事实上，要确定合理的消费率，只需研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即可得出结论。原因在于，消费率对宏观经济的最直接作用就表现为对总需求和投资的影响上，再通过投资传导为对总供给的影响，投资和总供给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这是由现代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这样消费率对宏观经济的一阶影响就表现为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继而总供求又将消费率施加的影响向二阶宏观经济指标传递，这些指标包括就业、物价、经济增长率和收入，再通过这些指标向更高阶的指标传递影响，如此等等，以至循环往复。

三、对我国消费率及消费增长率的分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划定了一个分界点，前后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差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演进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因此选择近20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

(一)近20年来我国消费率变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GDP与最终消费在数量关系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见表1）：第一，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呈较稳定的下降趋势。第二，最终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速度减慢。大体上看，1981—1985年的5年时间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4.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下降0.74个百分点。1986—1990年的5年时间里下降了2.8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下降0.56个百分点。1991—1995年的5年时间里下降了3.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下降0.66个百分点。1996—1998年的3年时间里下降了0.2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下降0.07个百分点。

有人把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投资率过高，认为投资挤占了消费。^{张曙光：《大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确实，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上是稳定地下降的，投资率带有明显的波动性，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见表1）。因此必须研究我国合理的消费率与投资率。

(二)确定我国的合理消费率

确定我国合理消费率的根据是：第一，这个消费率要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第二，要与较低的失业率相适应；第三，要与合理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第四，要与合理的投资率相适应。

从1979—1999年的统计资料看，当消费率为61%—65%，相应地，投资率为35%—38%时（因为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很小，1981—1999年基本在±4%之间波动，而且，净出口对投资和消费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其作用又可以被抵消掉一部分，所以本文将其忽略），我国经济一般处于良性运行区间，当消费率超过65%时，我国经济就会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消费率较长时间地低于60%则有可能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具体的分析过程如下：

1981—1984年，我国的消费率超过了65%，投资率在33.2%—34.4%之间波动，

经济就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只是由于当时我国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可以很有效地通过管制来控制人们的消费，比如价格管制和供应管制，所以实际上处于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状态。1985—1991年，消费率在60.8%—64.4%之间波动，投资率在34.7%—37.8%之间波动，这期间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度形成了现实的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第一，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供给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第二，政府的管制有所放松，长期受压抑的需求迅速扩张，使原本处于隐蔽状态的通货膨胀得以显现；第三，投资推动。当时的通货膨胀不能归因于消费率的下降，因为消费率下降的作用是减少消费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特别是在历史遗留的消费需求饥渴还未被满足之前，消费率的降低就更具有这方面的功效。本期的供求关系是上一个时期造就并遗留下来的，这些供求关系结合本期的现实条件，最终以某种具体形式（通货膨胀或市场疲软）表现出来，所以本期的投资率、消费率与本期的现实经济表现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还要受到历史遗留的供求关系的影响、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因此还不能判断消费率在61%—65%之间波动是否合理。1988年夏天我国各地出现了抢购风，通货膨胀率上升得很快，这种势头在1989年初依然没有缓解，但是1989年下半年，全国市场出现疲软，尤其表现为投资不旺。与此同时，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复发采取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政策。这一次的通货膨胀以及继而出现的市场疲软，属于“投资推动型”，即主要是由于投资的增减而引起的。尽管当时经济本身是不完全市场化的，内生因素的作用远不如外生因素的作用大，因此很难确定投资率、消费率的合理区间，但是仍然可以看到，消费率的下降和投资率的上升，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一般商品的供给已经不像前一个阶段那样紧缺了。这说明，消费率处于61%—65%之间，投资率处于35%—38%之间，可能使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较均衡的动态平衡状态，但到底是不是这样，还得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况。1992—1996年，消费率在57.3%—59.9%之间波动，投资率在36.2%—43.3%之间波动，5年中大部分时间通货膨胀的幅度较大，1994年一度超过了20%，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次为期5年的通货膨胀仍然属于“投资推动型”，而不是由消费过旺引起的；第二，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政府管制进一步放松，市场力量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三，供不应求的矛盾得到缓解，最终通货膨胀率回落。这说明，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形成越来越多的生产能力，供给不足的局面渐渐被扭转，从而到1996年底才实现了“软着陆”，也就是说“软着陆”不仅仅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更是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标志。因此有理由认为，是在消费率降到57%—60%，投资率上升到36%—41%的时侯，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消费率和投资率这时所处的波动区间表明，消费的增长将弱于供给的增长，如果长期保持这种比例，最终将会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这一判断被后来的经济运行结果所验证，1997年和1998年消费率分别为58.5%和58.7%,投资率分别为38.2%和38.1%，我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不振；1999年消费率为60.3%，投资率为37.0%，通货紧缩的症状有所缓解，物价止跌趋稳，消费和需求出现复苏迹象。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基本上由原来的直接计划改变为间接调控，市场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第二，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实体和经济组织并存，使得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空间增大。在这种条件下出现通货紧缩，更具有经济分析的意义。也就是说，58%多一点的消费率是偏低的，长期处于这一消费率，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至此，可以做出推断：消费率处于61%—65%，投资率处于35%—38%，我国供给和需求的增长一般会保持相对平衡。也就是说，合理的消费率是61%—65%，合理的投资率是35%—38%。这一消费率水平，无论是与钱纳里的测算值相比，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发达国家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低的,但与韩国的最终消费率相当，并高出新加坡约10个百分点（见表1和表5）。

(三)合理的消费增长率

1979—199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73%（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这一时期的潜在GDP增长率（9.65%）^{根据沈利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估计》一文计算，见《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12期。}基本持平；这20年中，有9个年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潜在的增长率。说明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实际的经济增长率都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潜在的增长率，潜在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更接近于实际的长期平均增长率，这意味着潜在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可以作为一种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应当与这一指标保持大致相同的水平，这样各种资源的利用才会比较充分又不至于过度，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本文要估算的是，为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消费增长率应达到的水平。下一个5年我国平均的潜在GDP增长率约为9.3%^{根据沈利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估计》一文计算，见《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12期。}，比1979—1998年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略低。根据（5）式和1979—1999年统计回归的结果,消费增长率

我国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应达到6.1%，才能确保最终消费对GDP增长应有的贡献率。在1979—1999年的21年中，除了1989年和1990年的消费增长率分别为1.61%和5.91%低于这个标准外，其他各年均高于这一标准。这也说明6.1%的消费增长率是一个重要指标（见表2）。如果要使经济增长率达到6.0%，则需要将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维持在2.96%以上；如果要使经济增长率达到7.5%，则需要将最终消费的年增长率维持在4.40%以上。另一方面，对（5）式进一步整理可得r_c=r_y，因此从长期看，消费增长率应当向收入增长率（本文采用GDP增长率）收敛。因此上述测算值实际上给出的是一个下限指标，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消费增长率区间［\-c,r\-y］，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可行区间。具体而言，当通货紧缩迹象出现时，应将消费增长率向上限移动；反之则向下限调整。这样就可大体保证消费同经济增长的协调性。

(四)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消费率是不同的。霍利斯·钱纳里和莫伊斯·赛尔昆（HollisB.Chenery&MoisesSyrquin,1975）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不同收入水平相对应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标准值。该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消费率是下降的。

与钱纳里的标准值相比，我国的消费率明显低于钱纳里模型中的标准值（参见表3和表4）。我国消费率与其他国家消费率在时间横断面上的差别也相当明显。在相同的年份，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见表4和表5）。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大都低于发达国家；消费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经济结构比较成熟的国家更是如此，比如美国，从1980年到1997年的17年间，消费率的变化很小，波动也很平稳。比较而言，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转型的内在原因，一般会引起消费率下降，比如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从1980年到1998年的18年间，韩国的消费率下降了大约9个百分点，新加坡的消费率

钱纳里指出，在各个国家，储蓄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上升不太一致。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积累率随时间一致增长，但是高收入国家的涨势更大一些。^{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斯·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133页。}但是从近年的统计数字中似乎无法得出这一结论。相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有上升的趋势，也就是储蓄有下降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消费率有下降趋势，也就是储蓄有上升趋势（见表5）。

综上所述，尽管消费率的国家间比较很有意义，它能使我们看到消费率的一些性质，但是，这种比较并不能得出某一特定国家应当具有多高的消费率的答案。因为，消费率的国家间差异与经济运行状况不存在固定关系，我们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对比某国与另一国消费率的高低来判断哪一个消费率更合理，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合理消费率，必须以这个国家自身的经济运行状况（历史的和现实的）为根据（当然有必要考察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形，这也正是进行国际比较的意义之所在）。

四、投资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决定

在决定投资的诸因素中，利率居于首要地位。但实际上，影响投资的因素却远不止利率一种，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与预期收益有关的因素，包括利率、利润率等；第二方面是与投资风险有关的因素，包括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定等；第三方面是与投资障碍有关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是否景气、借贷是否容易、商业文化、投资意识、投资机会等。不过就数值计算而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分析投资过程和进行政策制定时，必须注意影响投资的因素远不止利率一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影响投资的基本要素有三个：收益、成本和预期。^{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218—221页。}但他强调货币、利率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总之，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投资和利率之间存在近似线性的关系，因此投资函数又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五、对我国投资率的分析

(一)近20年来我国投资率变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变动具有以下明显特点：第一，总体上看，90年代我国投资率明显高于80年代初期。第二，1996—1998年的投资率低于1993—1995年，但高于其他各年份。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金短缺。1979—1995年，投资率的波动与存货的增加有直接的关系，存货比例高则投资率低，存货比例低则投资率高。这说明，从1979—1995年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当投资增加时，需求也增加，而且增加得更多，不但新增的产出被消费掉，而且使库存有所下降。因此可以断定这一时期我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是一种短缺的经济，投资一增加，经济马上就被刺激起来，因此投资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第二，政府主导投资。投资率的波动与政府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说明，我国的投资是由政府主导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97—1998年与1979—1995年相比，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供给不足的局面已经扭转。这段时间里固定资本形成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高达86.9%以上，这是自1978年以来最高的时期（见表6），说明新增资本很大部分形成了固定资产，而这部分固定资产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这一时期的最终消费率是比较低的（见表1），这就说明，新增的投资要么以基础设施的形式存在而没有进一步的产出，要么以过剩生产能力的形式存在而被迫闲置起来。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就会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1996—1999年，我国的投资方向转向了基础设施，此前在1996—1997年，由于害怕经济过热，政府有意识地把投资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使得投资率比1993—1995年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我国的制造业由于重复建设，形成了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以上两方面原因形成的结果就是投资增长率回落，库存下降，同时消费增长率回落。

(二)合理投资率的确定

从各国历年投资率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尽管投资率因国家的不同相差很大，但每一个国家历年的投资率变动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总的趋势是向一个稳定区间收敛。实际上，当合理的消费率确定以后，投资率也就随之而确定了（在忽略对外部门时）。上面所确定的我国消费率的合理区间是61%—65%，投资率的合理区间相应为35%—38%。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确定合理的投资率需要遵循下列原则：第一，投资应当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适当的推动作用；第二，要有利于保持较低的失业率；第三，投资不应引起经济过热，以避免通货膨胀；第四，投资率与消费率应保持协调，不可相互挤占。可以看出，此原则与上面确定合理消费率的原则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根据合理的消费率而确定的合理的投资率是符合此原则的。

(三)我国投资增长率的确定

投资率表示的是投资占GDP的百分比，而不是投资本身的变动幅度，因此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的是投资的变动量，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1979—1998年为9.65%，1999—2004年为9.3%），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据此估算投资增长率

而根据（6）式计算的投资增长率也为20.65%式中C\-0和I\-0取1999年的值，其他参数由1979—1999年的回归结果确定：C=413.959+0.5844Y

R2=0.999d.f.=19F=21950.1Sigf=0.000。，说明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是相适应的，与根据（10）式计算出的结果是相互验证的。假定经济增长率为6.0%，则\-i=16.97%；假定经济增长率为7.5%，则\-i=18.64%。另一方面，对（10）式进一步整理可得r\-i=r\-y，因此从长期看，投资增长率应当向收入增长率（本文采用GDP增长率）收敛。因此上述测算值实际上给出的是一个上限指标，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投资增长率区间［r\-y,\-i］，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可行区间。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当通货紧缩迹象出现时，应将投资增长率向下限移动；反之则向上限调整。这样就可大体保证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协调性。

(四)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我国的投资率无论是与钱纳里测算的标准值相比，还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都是非常高的，但我国与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的投资率比较接近（见表3、4、5）。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国的投资率在1980—1998年的近20年时间里，投资率的变化是很小的，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个百分点以内的波动，总的趋势是稳中有降；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较低的投资率，且稳中有降，比如美国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比较高，且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平稳性不好，变动趋势不明朗（见表5）。但是投资率的国际比较并不能告诉我们多高的投资率是合理的，因为很明显，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背景不同，投资率的高低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恰恰告诉我们，不同收入水平（指人均收入，下同）的国家投资率的差别很大，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投资率也可能相差很多，至于哪一种水平的投资率更合理，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这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尽管钱纳里测算了一系列的标准值。参见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斯·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

(五)近年投资需求不足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回落，政府采取逆向财政和货币政策，希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应该说政府采取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离预期的目标还是存在差距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主要取决于扩大的财政支出引起的投资增量和投资乘数。有学者测算，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1998年只有0.27），结果造成投资乘数下降，致使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效果。本文认为，引起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短期原因——消费需求不足。1998年以来，由于各项改革的深入，引起职工下岗大幅度增加，同时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加，预期收入变得很不稳定，引起消费需求不足，造成消费对投资的拉动不足（1996—1999年的消费增长率见表2）。

（2）长期原因——投资利用率低下。由于投资利用率低下，一方面使许多投资领域变成了无利可图的领域，于是限制了企业的投资空间；另一方面，使投入产出比居高不下，生产同样多的产出，需要占用大量资金，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挤占消费基金，从而削弱了消费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参见表1）。

（3）宏观政策原因——从紧的需求管理政策加速了投资需求不足的到来。1996年底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由于害怕投资过热抬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需求管理政策，结果接踵而至的就是投资需求不足（1992—1999年的投资增长率变动见表2）。

（4）深层次原因——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供给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升级脱节。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仍然是工业，工业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技术含量，这既是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消费者选择的要求，更是改善供给结构的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一方面使得许多企业找不到投资机会，从而抑制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无法满足消费者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导致消费需求不旺，反过来又抑制投资的迅速扩张。

（5）金融货币层面的原因——投资回报率相对于利率而言过低，导致投资引诱不足。1997年3月至1999年初，贷款的名义利率下降了39.2%，实际利率水平则仍达7%—8%，而1997年我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9%，低于同期贷款的实际利率。1998年由于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其收益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贷款的实际利率基本上高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因此必然对投资产生一种抑制作用。范从来：《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6）体制原因——投资结构扭曲。政府的投资局限于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部门，没有能够带动地方、企业和民间投资，社会投资并没有被刺激起来。据估算，1997年，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城乡个体工业、其他类型工业在全部工业产出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6.5%、40.5%、14.9%、17.0%，但从投资所有制结构看，国有部门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50%以上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6页。，可见投资结构存在严重扭曲。

由于造成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刺激投资需求增加的对策相应也应当是多方面的：从短期看，应该刺激消费需求；从长期看，应继续推进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角度看，应当强调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扭转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并应注意降低投资成本。

六、投资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关系

从支出的角度看，在三部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收入等于最终消费和投资之和，因此从数量上看，投资和消费存在此消彼涨的数量关系。

根据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定义，有：

因此投资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存在数量上的对应关系。但是由于实际的经济运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扰动，并非处于理想状态，所以实际的投资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一般并不严格遵守（11）式确定的数量关系，有时候甚至差距较大。投资增长率一般与根据消费增长率得出的计算值并不相等（见表2），个别年份二者差距较大，但多数年份二者比较接近。

①原因在于dr\-cdr\-i=i\-0βc\-0(1-β)，见式（11）。

②由于r\-c=αc\-0+β

c\-0(1-β)［α+i\-0(1+r\-i)］-1，见式（6）。在目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形势下，投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的影响，也就是说消费增长能拉动投资增长。具体而言，由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比为2∶3，因此消费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将相应增长3/2×（1-β）/β个百分点。

①但由于政府宏观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使二者的对比发生变化。比如1998年，最终消费增长率为9.33%，比上年增加1.25个百分点，根据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将创造1.33个百分点的投资增长率变动②，

即应当比上年增加1.33个百分点，而1998年实际投资增长率为4.03%，比上年降低了0.12个百分点，比计算值低了1.45个百分点。可见，存在制约消费拉动投资的因素，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最好把宏观政策放在消除阻碍投资扩张的因素上，然后由消费带动投资，最后使整个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恢复到合理水平。只有当投资跟进不够时，才需要政府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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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禾立钱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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