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异地养老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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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异地养老在人口流动性较强的西方国家已是老人很自然的生活选择和消费选项，在中国近年来也逐渐兴起，有潜力成为国内消费升级的重要构成。本文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对异地养老研究做了理论综述，分析了国内异地养老的历史与现状，并对促进异地养老消费提出了老年人心理需求层面、老年人自我实现需求层面、地方政策对接层面的三方面建议。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异地养老；消费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8）04-0012-12

异地养老，是一个既包括长期迁居养老，又包括候鸟式、旅游式养老等短期休闲养老的集合概念。在人口流动性较强的西方国家，异地养老甚至异国养老，早已是老年生活的经常选项，是养老消费的重要构成。近年来，异地养老也开始受到国内很多地方政府、企業和老年人的关注，孕育着一大片新消费市场。本文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对异地养老消费做了研究探讨。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养老正成为国内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养老是2l世纪全球的头等大事之一，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增长潜力。据科尔尼咨询公司2012年统计，60岁以上老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群体。在日本，65岁以上家庭的消费额占日本国内个人消费总额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18%，提升至2013年的34%。在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 1964年）”的老人们，在21世纪初掌握着美国80%的财富，占到美国消费的60%。

在中国，民政部2015年印发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庞大的老龄人口是养老消费得以快速增长的基础。同时，正在成为国内老龄人口新主体的“50、60后”们，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其消费能力和消费追求都有了显著提升，正推动着养老消费需求向个性化、多元化、高层次、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对此，林左鸣（2015）提出：“从市场形态来看，中国下一轮经济的转型极有可能就集中于‘夕阳红经济’之上”，“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老年人的需求，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点有很多——基于老年人对休闲娱乐的需求，老年旅游、老年活动、老年学习等产业将具有广阔市场；基于老年人对身心健康的需求，医疗护理、卫生保健、家政服务等行业将蓬勃发展；基于老年人对养老居所的需求，养老中心、养老地产等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二）异地养老消费在国内开始受到关注

一方面，为缓解人口涌入压力和快速老龄化压力，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正在探索推进常住老人的异地养老。2016年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探索跨区域养老模式，制定差异化补贴制度和优惠政策，开展跨地区购买养老服务试点，推动医疗保障跨行政区域异地结算，建立钱随人走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打通老年人跨区域异地养老的制度障碍；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在津冀地区建设养老机构或养老社区，支持通过技术或品牌输出方式与津冀养老机构开展合作”。上海也提出要探索推进异地养老、输出养老，与长三角内的二、三线城市共享区域内养老资源。

另一方面，河北、辽宁、山东、浙江、安徽等省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的“腾笼换鸟”，将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承接异地养老消费作为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重要抓手。林左鸣（2016）对此就提出：“目前，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很多东北老年人在冬天会如候鸟般“迁徙”到海南岛等南方地区过冬，那么东北的企业家为什么不能让广东的老年人夏天‘迁徙’到松花江畔的太阳岛上度过一个惬意的夏天呢？”

同时，随着国内老年人经济实力和生活追求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关注或选择移居式、候鸟式、旅游式等异地养老模式，目前已在国内初步形成了异地养老的消费者细分市场。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异地养老消费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关于异地养老的较成熟理论模型。而国内由于户籍制度约束、“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等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异地养老直到2l世纪才开始在国内理论文献中出现，且从2005年起才有了研究成果的较快增长。对异地养老消费的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消费者选择异地养老的动因；二是选择异地养老的利弊。

（一）消费者选择异地养老的动因

Litwak，Eugene和Charles F.Longino（1987）提出的三阶段迁移理论奠定了西方老年人口异地流动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老人在变老的过程中会由于“舒适便利（amenity），寻求帮助（assistant）和失能（disability）”等不同阶段的需求特点而进行异地流动。在第一阶段，相对年轻、已婚和富裕的老人会为了舒适便利，选择迁移到环境较好的宜居地区，如从寒冷的美国北部移往南部的阳光地带；在第二阶段，老人会因为丧偶、健康恶化、贫困等原因，而选择向家庭成员靠拢寻求帮助或迁入熟悉社区；在第三阶段，老人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以致失能，会迁移到专业养老服务机构以获取继续照护。

Conway，Karen Smith和Andrew J.Houtenville（2003）按相对低龄和相对高龄的分类对老年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发现：低龄老人更愿意迁往具有良好生活环境的地区，高龄老人则会因为高生活成本而被迫迁移。

Calvo，Esteban，Kelly Haverstick和Natalia A.Zhivan（2009）按被动迁移和计划迁移的分类对老年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做了研究，发现：被动迁移往往是因为离婚、丧偶、疾病等负面事件，而迁移有助于减低这些负面事件对老人生活和身心健康的冲击；计划迁移则主要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寻求更好健康看护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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