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莱尔“英雄观”对辜鸿铭道德理想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辜鸿铭一向以“狂儒”、“怪儒”著称。当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致力于引荐西学时，他却抛出“儒家学说救西论”，维护满清政府统治。甚至“五四”以后，他依然长袍马褂、拖着一根不合时宜的长辫。这些举措为他招来“冥顽不灵”、“满清遗老”、“愚忠”的骂名。然而，考察辜氏著述，我们发现正如辜鸿铭自己所说，他真正尽忠的不是满清王朝，而是这一王朝所代表的政教文明。这一政教文明正是辜氏著书立说的宗旨——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建以君王为权威核心的道德秩序，以此消除中西文明的冲突，即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文明与中国古老道德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恢复世界和平。从这个角度讲，辜鸿铭这位“满清遗老”却有着世界主义的胸襟，他把儒家学说作为疗救西方物质文明痼疾的药方推向西方。

可以说，辜氏之追求与今天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谋求世界范围内伦理道德秩序的共建实有一致之处。因此，我们理应站在时代的角度重新整理借鉴辜氏学说，不应将其视为冥顽不化的保守主义一概加以否定。而要系统、清晰地把握辜氏思想，不能不从辜鸿铭的西学背景切入。辜鸿铭与西方浪漫主义渊源极深，尤其深受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等人的影响。

卡莱尔是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导师，他更称卡莱尔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智者”。辜氏思想也的确从卡莱尔处获益良多。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宗教心理的运用以及信仰之于秩序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构成辜氏思想学说的主要资源，下面我们一一分析。

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说”

卡莱尔预言，西方物欲泛滥的现代文明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被宇宙的法则所淘汰。所谓“宇宙的法则”也就是道德律。物欲泛滥，是拜物教、拜金主义盛行的结果，而拜物教、拜金主义之所以盛行又是因为笛卡尔的无神论、怀疑论导致的信仰危机。无神论否定了上帝的权威和万能，取而代之以人类所具有的天赋理性，人类在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之情后，上帝对人类的行为也就不再具有约束力，从而欲望挣脱了道德的束缚，泛滥成灾。所谓的“信仰拜物教、拜金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无信仰，即不再有道德之善的追求。既然西方的危机是无神论导致的信仰危机，那么，其对治之法也就是重建信仰。在卡莱尔看来，没有信仰，所有革命、所有战争只是白白流血牺牲。法国大革命就是现成的例子。那么，何为信仰?信仰又如何重建?在卡莱尔那里，信仰的实质就是对神秘宇宙即上帝的一种敬畏、崇拜之情。具体落实到人类社会，就是英雄崇拜。因为英雄最基本的素质就是——道德，即“对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万物的实质，有最透彻的洞察力”。英雄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英雄言说的、履行的正是“上帝的永恒法则”，即道德律。所有的宗教，其实质都是一种英雄崇拜。通过对教主(英雄)虔诚的崇拜之情，心甘情愿地服从教主(英雄)所制定的道德戒律，秩序得以形成，人们才能过上一种高贵、高尚的生活。所以，信仰的基石就是英雄崇拜，英雄崇拜是衡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好坏的测量仪。这样，卡莱尔就开出了对治现代物质文明的“救世良方”——通过英雄崇拜重建道德秩序。

卡莱尔呼唤英雄，更宜称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伟人的传记。在卡莱尔那里，英雄和伟人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尽管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里，区分了六类英雄，这种区分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在本质上，英雄都有共同的特征。“……一个英雄具有的第一个特性，即我们所说的他的整个英雄主义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特性、始点和终点，就是他通过万物的表现而洞察万物。”所谓的洞察万物，也就是洞见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永恒的正义的法则”，这种“永恒的正义的法则”就是道德规律，卡莱尔、爱默生，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辜鸿铭又常称之为“宇宙之根本规律”(即MORAL NATURE)。在这些浪漫主义者看来，作为规律之规律的MORAL NATURE在终极意义上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规律，是既操纵人又操纵自然的法律。因此，英雄的首要特性就是能通过万物的表面而洞察其中的道德规律。那么，英雄是怎样认识或洞察道德规律的呢?卡莱尔说，认识靠的不是逻辑。认识某物，首先必须爱这一事物，同情它，也就是说，善良地同它相关联。同情与爱是属于道德与情感的范畴，认识相当于知识，属于智慧的范畴，而智慧的获得，必须通过道德(必须通过爱与同情，善良地与之关联)。因此，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智慧，“一个彻底的无道德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任何东西”。按照卡莱尔的逻辑，我们不难推断，所谓洞察或认识了宇宙之神圣秘密的英雄或伟人，其实就是道德的精英。他所谓的智慧颇类似于儒家的“德性之知”。

那么，洞察了道德律的英雄又如何引领人们走向道德之善呢?——靠唤醒人们心中的崇拜之情。在卡莱尔看来，崇拜是人类心灵中最为崇高最为神圣的感情，这种感情起源于人类诞生的最初。远古时代的人，对自身以外存在的万物，都视为“神一般的东西”或“神的标志”。这种超验的惊奇就是崇拜。当某一个人把其他人对这个世界模模糊糊的感觉说出来，把其他人的潜能唤醒为思想，这个人也就被其他人当做了神灵，对英雄的崇拜之情产生了。由于崇拜，人们自然履行英雄制定的戒律，于是信仰得以形成，而英雄崇拜正是信仰的基石。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卡莱尔会说整个世界就是一部英雄或伟人的传记。一个美好的时代，必然是和谐有秩序的时代，而卡莱尔所谓的秩序便是建基于英雄崇拜之上的道德秩序。

在卡莱尔关于英雄的分类中，神灵英雄是英雄崇拜的第一个阶段，起源于远古时期，君王英雄则是各种英雄主义人物的总和。君王英雄既是最有能力的人，也是心灵最真实、最正义、最高贵的人，即德与智的统一。在人类彼此能形成的关系中，最为道德的关系则是统治与服从。服从君王英雄的统治即忠诚的美德。在这种忠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信仰，只有信仰才能形成秩序。而“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切工作难道不是产生秩序吗?”秩序是每一个人的使命。这样一来，君主就成了秩序的核心，维护与服从君王的权威也就成了每个人应尽的使命与义务。卡莱尔更以古代中国为例。中国的君主，就是他理想中的英雄，不仅是德与智的化身，并成功地唤醒了人们的崇拜之情。欧洲式的宗教，那种面对上帝的极度谦卑以及对原罪的忏悔意识，中国都没有。中国的君主只是对天道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而己。那么，他是如何唤起人们崇拜之情的呢?通过祭祀。这种祭祀包括祭祀山川大地、祭祀祖先神庙。中国的皇帝既是人间的君主，也是教父，因为他达到了一切宗教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即现实中的英雄崇拜。皇帝再从他的臣民中选拔聪明者，协助他一起治理国家，三亿臣民在皇帝的统治下种植了茶叶，制造了瓷器，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又很少出现像欧洲那样长达三十几年的战争、混乱的局面。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上千年的秩序，是因为它以皇帝为权威核心，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从卡莱尔的这些论述来看，所谓英雄，实际上就是道德精英，类似于儒家的圣人，也类似于宗教的教主。英雄的使命就是向人们宣扬道德律，引领人们走向道德之善。而君王

英雄作为德与智的统一，是英雄崇拜的最后阶段，实际上就是英雄崇拜的最高形式。卡莱尔欲重新确立的时代正是以君王英雄为权威核心，以道德信仰为基石的和谐、有序的时代。

辜鸿铭对卡莱尔思想的继承

辜鸿铭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传播儒家学说，在《呐喊》一书里，他发表了五篇《孔教研究》系列文章，把孔子学说包装成一种“良民宗教”推向西方世界，并英译了《论语》、《中庸》两部儒经。追本溯源，辜鸿铭推行“良民宗教”，对君主制的欣赏，欲建立以君主权威为核心的道德秩序的奋斗目标，都是源于卡莱尔的影响。

卡莱尔对中国祭祀场面的描述可以说敏锐地捕捉到了儒家学说对宗教心理的运用。祭神如神在，正如周予同所说，儒家一方面对鬼神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另一方面不废祭祀，实际上是利用宗教祭祀“以为自己道德哲学的辅助。所以孔子以及后代儒家的祭祖先、郊天地等举动，只是想由外部的仪式，引起内心的‘反古复始’、‘慎始追远’的敬意，以完成其个己与社会的伦理。所以孔子的祭祀论已脱了‘有鬼论’的旧见，而入于宗教心理的应用”。而这种宗教心理的应用也就是卡莱尔所说的唤醒人们的“英雄崇拜”之情，道德秩序的建立也的确须依赖于这种对榜样、圣贤(即英雄)的尊崇、效法。“中国的皇帝既是人间的君主，也是教父”，卡莱尔的这一论断也符合儒家的圣君理想。这些思想都为辜鸿铭所继承。辜氏英译儒经，为西方人重新寻找信仰，也极有可能受过卡莱尔的启示，认识到信仰之于秩序的重要性。有感于西方缺乏信仰的迷茫，辜鸿铭把儒家学说包装成“良民宗教”推向西方世界。在他看来，儒家以对君主的崇拜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以对祖先、山川的祭祀代替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这些都使儒家具有某种准宗教形态，并且儒家更适合于“人间”。因为，相对于基督教强调的对上帝的义务，对来世、对天国的向往，儒教更提醒人们现实的、今世的义务与责任。辜鸿铭把“良民”的第一美德定义为服从，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良民”对皇帝的服从并非出于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服从，而是出于心底的热爱，热爱皇帝，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地服从。而这种热爱之情就是卡莱尔所说的“英雄崇拜”。辜鸿铭的“上帝”概念与儒家的“道”极为相似，两者都指向作为终极真理的道德律。这样一来，对上帝的尊崇实为对道德的追求。宗教无非是个人灵魂臻于道德的完善。辜鸿铭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富于智慧的人们，其心中的上帝有别于常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对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信仰……富于智慧的人们为这个宇宙秩序起了不同的名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宇宙观。在中国的哲学语言中，它被称为‘道’。”可以看出，卡莱尔、辜鸿铭在宗教观上的一致——凡是可以引领人们向着道德之善、人类精神之完美状态前进的思想或学说都可称之为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当然是一种宗教。辜鸿铭对儒家文化的亲近、把儒家文化包装成一种世俗宗教，推向西方世界，与卡莱尔宗教观的启示不无关系。

卡莱尔的英雄论，特别是对君王英雄的讴歌深刻地影响了辜鸿铭。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就相当于儒家所说的“圣贤人格的感召”。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Movement))(《中国的牛津运动》)一书里，辜鸿铭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入侵比做有轨电车要进入上海。抵制的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站在马路中央，以血肉之躯阻挡有轨电车的前进，这是端王及义和团的做法：二是创立一个与之对立的电车公司，通过竞争把外国人的有轨电车公司驱逐出境，这是张之洞及洋务派的做法；三是消极抵制，不予理睬。这三种做法在辜鸿铭看来都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品德高尚之士，通过他的德望来唤醒民众身上的道德力量，共同抵制。这是孔子的方法。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不难看出，辜氏的方法几乎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确立时代”论的翻版，两者的策略说穿了都是以圣贤、英雄人格的感召作用，通过人们对榜样的崇拜与效法，重新确立一个有(道德)信仰的时代。众所周知，辜氏一生著述都是围绕维护皇权、为满清皇室辩护而作。与卡莱尔一样，他也认为君主是德与智的化身，君主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只有恢复君主制才能结束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占据君主之位的就一定是德才兼备的英雄之士吗?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确认君主之位落入真正的英雄之手?如果君主在德才方面有欠缺，秩序又依凭什么而建立昵?对这些问题他二人似乎都没有多加考虑，对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也未细作论证。仿佛君主的德与智是与生俱来的，毋庸讳言。他们所说的君主，毋宁说是浪漫主义者的乌托邦想象。一根辫子、长袍马褂，这种冥顽不灵的遗老形象便是辜鸿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印记。辜氏的保皇立场如果追根溯源，应该是可以追溯到卡莱尔这里的。

综上所述，辜氏的思想学说受卡莱尔影响极深。如卡莱尔对西方物质文明痼疾的“诊断”，卡莱尔开出的“药方”则是通过英雄崇拜建立信仰，恢复道德秩序，辜氏则根据卡莱尔的药方为西方推出了“良民宗教”，即经他重新阐释后的儒家学说。孔子是他根据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说”塑造的道德英雄，《论语》的英译是他为西方世界引进的另一部“圣经”。换句话说，辜氏所心仪的儒学，乃是与卡莱尔、阿诺德等人思想主张相通的儒学。通过梳理辜氏与卡莱尔思想学说上的渊源关系，我们惊讶地发现，辜鸿铭，这一长袍马褂、终生拖着一根不合时宜的长辫的所谓“满清遗老”，几乎是用西学的视角、西学的话语来分析问题、看待问题的，而他终生萦绕于心的并非满清王室的兴衰与否，甚至中华民族的荣辱复兴也不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的抱负在于要消除民族、种族之别，以孔子的蓝图重建世界范围内的道德秩序。而这，一直是辜鸿铭研究中长期被忽视、被误解的地方。

推荐访问:道德 理想 英雄 影响 卡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