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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精神的当代思考

    浏览数: 发布时间:2022-11-03 11:55:09

    摘 要:延安精神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晶。延安精神主要包括:“四种精神、两条路线”,即: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把延安精神归类于传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使中国文化更加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弘扬延安精神,重点是弘扬它的主体、核心和精髓。延安精神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在于,面对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环境,高校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凝炼特色、培育特色,以特色求生存、求发展。

    关键词:延安精神; 毛泽东思想; 精神传承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2-0001-04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提延安精神,绝不仅仅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忘祖,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当今社会,如何看待革命历史,如何看待革命领袖、革命英雄,如何看待革命精神,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思潮。主旋律很强,弦外音、杂音的分贝也很高,我们习惯上把这些叫做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的破冰之举,是把党建设好,实现民富国强绕不过去的历史性课题,也是每一位党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的思维有一种习惯定势,就是在回顾历史、重温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在心理上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并在原有的历史起点上,被一系列历史事件引导着向前走,不间断地去体验。这样的思维定势,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带来的更多的是模仿式的体验。如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站在现实的方位上反观历史,就会对历史和历史事件有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历史是如此,认识一件事物、一个物体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创新性思维。站在今天的时空方位上,回溯历史、着眼现在和面向未来,笔者对延安精神作了以下思考,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一、什么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延安精神?许多人从不同视角作了阐述和回答,给我们很大的启发。通过对专家观点的消化吸收和几十年来笔者自己对延安精神的理解,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主要包括:“四种精神、两条路线”。“四种精神”是: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两条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

    一是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长征和延安时期的红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出身贫困的农民。是什么把这两部分人紧紧“焊接”在一起,有了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答案是平等。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给战士们传授真理的时候,讲的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由于他们深知战士们听不懂,因此更多地讲的是贫苦不是命、要翻身做主人、建立平等社会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这些贫苦出身的战士们从小就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然而到了红军队伍里,他们惊讶地发现,当官的穿的、吃的、住的和自己都一样,甚至连死的姿态都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心震撼了,觉得自己是人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制度正是自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是梦寐以求的,为了它死了也值了。“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两句长征组歌的歌词,就是对当时红军战士这种精神追求最生动的诠释。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重说理想信念》。文章写道:“社会发展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问题常被提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确实值得研究。”文章接着写道:“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谈理想信仰,似乎很不合时宜。而我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人生,他们具有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我也想起我的家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贺氏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这些烈士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彻底解放。有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父亲贺龙率兵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便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父亲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率领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起义,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出于对贺龙的仇恨,蒋介石对他的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贺氏族人仅那一次就被杀害80多人”。文章最后说:“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重要。先辈们如果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不能‘死机’,它应当被激活,信仰永远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读了这篇带着血泪的文章,我们每个人的理想信仰都应当被激活。

    二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是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精神。革命领袖运筹于窑洞之中、决胜于全国之外的英雄气概,红军战士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把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延安当时的环境恶劣超出人们的想象,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干部、战士们还是那样富有激情,斗志是那么旺盛,精神是那样昂扬,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致。

    四是艰苦奋斗的精神。笔者这里讲一下自己对艰苦奋斗的理解,因为在时下,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提出:还提艰苦奋斗有现实意义吗?笔者认为这是对艰苦奋斗精神的狭隘理解。这里的艰苦,不仅仅是指大的社会环境,还包括具体的存在状态。这里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是存在状态。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攻克学术上的难题,一干就是十几年是不是艰苦?守住即将被洪水吞噬的千里长堤是不是艰苦?地震救援是不是艰苦?这些都是艰苦。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完成。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可以传世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发扬光大。

    五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是致胜的主要法宝。试想如果仍然是王明等人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采取以城市为中心武装暴动的做法,而不是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做法,就决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决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是实事求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实事求是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弱到强走向胜利。这次到延安,笔者对《实践论》这篇文章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作用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六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得民心者得天下。延安精神给笔者的启示是:密切联系群众得民心,不仅要把群众眼前的切身利益解决好,更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与延安的人民鱼水情深是必要的,但延安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如何把延安之外的全国广大民众、全国同胞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最根本的是我们党高高举起的抗日救国大旗。因为不做亡国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当时全国四万万同胞的共同心声和根本要求。广大爱国青年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团结在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旗帜下。

    由此,我们不仅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要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国富民强。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老百姓才能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江山才能坐得稳、坐得长。所以反观历史,这“四种精神、两条路线”是延安精神的主体,是最具现实意义,需要传承和发扬的。

    二、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是什么导致20世纪30、40年代陕北高原上的这场革命壮举?是什么催生了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重大发明创造靠的是先进的实验手段,有了高能加速器,科学家才发现了基本粒子。但社会科学的重大突破、重大理论的产生,靠的不是先进的实验手段。比如哈勃望远镜可以看到几百光年远的星球,但它决看不到50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大突破、重大理论的产生,靠的是社会矛盾暴露的程度,在社会矛盾没有充分暴露前,再天才也是不行的。当时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到了什么程度?大家都了解到了,一个是红军经过万里跋涉,只剩下7200人,衣衫褴褛,找不到落脚地就是死路一条,叫生死抉择;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片国土沦陷,叫存亡抉择。这两个社会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绕不过去。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袖们前瞻地洞察到了这些暴露出来的极致矛盾,以革命家的胆识气魄正确把握大势,做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战略抉择,并以极大的勇气付诸实践,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不是后人编撰出来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晶。是客观矛盾变化提供了条件和前提,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可以叫做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用西方学者的话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神奇地降临在黄土高原上。

    毛泽东思想是如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确立也是如此,都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社会矛盾凸显和充分暴露基础上,党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敏锐洞察到这些矛盾,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并付诸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这些理论的产生都带有特定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超越不得,颠倒不得。也可以看出,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他们比凡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敏锐的社会洞察力,非凡的决策力和创造力。这样认识问题,能够使我们对延安精神、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必然性、科学性和适用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会更加自觉地信仰、实践和发展它。

    三、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历史是昨天发生的,站在今天的角度评价历史和历史事件,由于环境条件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人们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得出多种结论。这是今天社会上人们在评价60多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革命运动,并由此产生的延安精神以及当时的诸多领导人物时产生不同看法,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根本原因。认识上的模糊是思想上混乱、政治上动摇的前提,所以统一认识实属必要。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掌握这样一条原则,就是一要把这一历史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分析;二要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它的功过和作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放到今天来看,毁林开荒,填湿地造田,是破坏了生态平衡,不可取。可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不开荒种田,红军就得饿死,人都没了还谈什么夺取政权,建设新国家。正是这场大生产运动,使我们党和军队绝处逢生,渡过了难关,才有了以后的发展。这场大生产运动是当时条件下的唯一选择,勿容置疑,完全正确。再比如有人说是大生产运动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大跃进,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说到底,大生产运动是一种客观实践活动,它的发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后人不去分析它的本质,不去研究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是机械地照搬它的作法,跌跤子、犯错误是必然的。如果说大生产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有联系的话,那么问题也不是出在大生产运动本身,而是出在我们缺乏对当时已经变化了的环境条件和国情的正确判断,盲目照搬的结果。这个账不能算在大生产运动头上,应该算在我们后人教条式的思想方法上。就像人们对待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样,马克思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马克思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并且具体到英、法、美、德4个国家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历史没有按照马克思预想的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产生的。发展顺序这么一颠倒,就使社会主义争论了100多年,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和失败。不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不正视贫穷落后的现实条件,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教条式照搬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犯错误、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是必然的。错误出在哪儿,出在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的片面性上。出了问题不找自己的错误,而是算到“老祖宗”头上,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要从根上否定它,这是不公平的,最终只能是葬送社会主义。所以,坚持这样一条基本原则来评价和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理论,才是科学的、正确的。

    四、关于延安精神的历史定位

    时下,人们在谈论延安精神的时候,往往在思维上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这样一种定位,传统历史文化、井岗山延安革命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一线三点,这样一种置放,这样一种顺序。导致的结果是,延安精神究竟是传统文化精神还是时代精神搞不清楚,对弘扬延安精神带来了认识上的障碍、理论上的障碍和行动上的障碍。笔者个人的观点,从现实的角度看,文化精神分为两大类:传统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今天来看,井岗山、延安革命精神应该归类于历史文化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中的瑰宝和精髓。文化的归类划分,不仅看它的时间久远,当然70年与5000年相比是短了一些,但在美国,70年早就归类于传统文化了,因为它的历史也就300多年。而且要看它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特征和着力点。这样来考虑,把它归类于传统文化就站得住脚了。而且把它归类于传统文化,应该说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使传统文化更贴近现实,使中国文化更加显示出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条纲,其中第三条纲就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这样的归类方式,会使我们站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更加自觉地弘扬它,让它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划分,是文化思想领域的解放思想之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五、关于理论与精神的传承问题

    历史是由文化与知识传承的,人只是一个载体。笔者认为,其他方面造假可以编出多种理由,但学术造假绝不能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因为这是社会最后的一条道德底线。因为如果传承历史的知识是赝品,社会是前进、停滞还是倒退就可想而知了。任何一种先进文化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它的核心和精髓,另一方面是它的具体表象。任何一种先进文化都有两面,即久远性的一面和局限性的一面,理论也是如此。其中核心和精髓是可以传世的,久远流传。比如孔子“仁者爱人”这一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就流传了五千年,至今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挥着作用。具体精神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失去作用和消失,这是由文化与知识的局限性所致。因此,弘扬延安精神,我们重点是弘扬它的主体、核心和精髓,也就是笔者之前说的“四种精神、两条主线”。因为只有这些才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消失,在现实和未来都会发挥作用。比如从思想政治层面看,当前我们党面临的危险有三个,即:信仰动摇、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通过来延安学习,研读延安时期的党史,使笔者看到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这三个问题列为亡党的危险。正是当时较好地化解了这三大风险,我们党才极大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70年后重提这三大风险,使人进一步感悟到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劳永逸的,感悟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极端重要性。笔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尽管一些人持这样的推断。因为笼统地把一种理论体系定位于过时或不过时,这样的命题本身就不科学,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方法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失去作用对象,失去作用;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消亡以后,也会长期在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所以,最好不要在整体上对一种理论体系的前景笼统地做肯定和否定的评价判断,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六、关于延安精神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这次学习考察中,我们参观了延安抗大的校史展览,给笔者的启示不小。抗大虽然是在炮火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所军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但是它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教育方法等对于今天我们的普通高等教育来说,仍然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比如,抗大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一流的教师队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育方法等,仍是今天我们办高等教育特别关注和加强的重点。抗大的办学目的就是为军队打仗和陕甘宁边区建设培养急需人才,今天我们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办学理念,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以,抗大的鲜活经验,一定会在当代的办学中发挥积极作用。抗大的经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鲜明的办学特色。抗大与前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美国的西点军校同是军事院校,但抗大是一所窑洞大学,条件极其艰苦,无法与之相比,但在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将军却闻名于世,以至于日本人肯拿20个日本鬼子换一个抗大出来的战士,肯拿50个日本鬼子换一个抗大出来的干部。抗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鲜明的办学特色取胜。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意义更为重要。在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环境下,高校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打特色牌,凝炼自己的特色,培育自己的特色,以特色求生存、求发展。应该说我国高等学校类型众多,办学水平差异也很大,但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发展平台,只要我们找准定位,办出特色,一流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原文为作者“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第一期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培训班上的讲座报告”,有删减)

    参考文献

    [1]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2] 贺捷生.重说理想信念[N].光明日报,2010-06-11(04).

    [3] 高 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需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2011(12):27-30.

    [责任编辑:杨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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