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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百万家族的文化标签

    浏览数: 发布时间:2022-11-05 17:00:04

    一进康百万,先看“留余”匾。我们与康健博先生边走边聊,很快到了寨上主宅区的“花楼重辉”院。进院子的时候,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正站在大厅的“留余”匾下举着相机拍照。

    在康百万庄园,每天都有许多世界各地、不同身份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康家这块祖训匾下驻足凝望,感受旺族遗风。

    从匾型上看,中国古代的匾额大多方方正正,独有这块黄杨木雕刻而成的留余匾形无制式,留给后人颇多的想象空间。初看,它给人感觉像是一面迎风招展的上凹下凸型黄色旗帜。仔细再看,又似一幅展开的书卷或是沿着左侧卷轴展开的书法题跋,让人自然联想到康家所世代尊崇的耕读传家的思想。据康健博先生介绍,匾型的凹凸实际上也大有深意,上凹,意为上留余于天,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天地造化和朝廷;下凸,意为下留余于地,要对得起普通百姓和后世子孙。

    此外,“留余”匾的匾文题字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匾额惯于榜书大字的传统,除主体部分“留余”两个篆字体大如斗,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外,其后诠释“留余”内涵的则是172个行楷小字,让人对“留余”有了更深的体悟。

    “留余”匾刻于康家一门二进士的鼎盛时期,其之所以能藉短短174个字而成就世代口碑,形制上的巧妙自不待言,但更多还是源于它所蕴含的处世哲学。

    其正文为: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贻后悔者。高景逸所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坦园老伯以“留余”二字颜其堂,盖取留耕道人之铭,以示其子孙者。为题数语,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瑄敬题。

    从匾文内容可知,留余哲学的精髓为当时庄园主康坦园引自留耕道人之《四留铭》,并兼收了高景逸、夏峰之言。可以说,匾额中所涉及到的几个人物,均为留余思想的尊奉者和践行者。

    有专家考证,留耕道人为南宋福州人王伯大,号留耕,嘉定年(1208—1224)进士。曾任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后做资政殿学士,建宁知府。高景逸为明朝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后被魏忠贤迫害,投水而死。夏峰先生为孙奇峰之号,明朝河北容城人,万历28年(1600)举人,学识渊博,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因其晚年移居辉县苏门山下的夏峰村,故有夏峰先生之称。牛瑄为今巩义市河洛镇人,同治乙丑科(1865)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康家的女婿,其书法远近闻名。而坦园老伯则为康家第十五代庄园主康道平,“坦园”为其号。

    《四留铭》是留耕道人王伯大生前的座右铭。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廷;留有余地,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分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

    “留余”哲学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执中守和、不走极端、不说满话、不做绝事,凡事留有余地处世理念。其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是传统中国指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

    追溯留余思想的文化源头,无论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还是道家所谓的“阴阳相依”“否泰互转”,还是佛家常讲的“舍得”,其实都在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天道忌盈,人道忌满,“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凡事留余方能恒久。

    留耕道人以寥寥数语,提炼出了“留余忌尽”的处世哲学,并被后世诸贤奉为圭臬。

    清代四川巡抚杨公善提出:“留有余之财以还吾民,留不尽之力以还吾真。”以留余思想惜民执政;清代士大夫蔡衍锽则提出:“有财不可独用,且捐有余以资贫困;有福不可尽享,且留有余以待子孙。”以留余训诫子孙;与蔡衍锽同时代的徐旭旦则对留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待人而留有余不尽之恩,可以维系无厌之人心。御事而留有余不尽之智,可以提防不测之事。”当代颇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家南怀瑾先生也曾感叹:“一生尤欠诗书债,万事终须留有余。”

    事实上,“留余”思想并不深奥,理解其内涵并不难,但若要世代恪守并始终躬身笃行却并非易事。历史上以“留余”为处世哲学的虽不只有康家,但真正让“留余”显于后世的,无疑是因为康百万家族的典范作用。康家的尊严斗、叶氏井、烧契济民等被传为佳话的真实故事都是其践行“留余忌尽”思想的具体例证。

    康百万家族自明嘉靖年间第六代康绍敬至民国时期十八代康庭兰,连续富裕12代,传承400多年,这在中国家族历史,甚至世界家族史中恐怕也少有能望其项背者,“留余”匾浓缩了其传家兴业的终极智慧。

    直至今天,“留余忌尽”仍是康家每一个族人都在恪守的家道、仕道和商规,它已经融入每一个家族成员为人处事的思维逻辑中,成为这个家族恒久不变的文化基因。

    我无从知道在“留余”匾下驻足拍照的那位西方人能否读懂“留余”的真正妙处,但或许正是这块匾激起了他对河洛康家甚至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敬畏。

    想必当年的庄园主之所以将“留余”匾以如此形制悬挂于此,也定是希望后世子孙及有缘人都能抬头可见低头可思,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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